“也许我可以澄清一下目前局势的历史背景。如果我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是革“阴暗的魔鬼的磨房”的命，是人手由于和机器竞争而贬值；如果使用铲和镐的美国掘土工同一台也可以算做掘土工的汽铲竞争，他的工资将低至无可再低。以致不能活下去；那么现在的工业革命便在于人脑的贬值，至少人脑所起的较简单的较具有常规性质的判断作用将要贬值。当然，正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在某种程度上留下了熟练的木匠，熟练的机器匠，熟练的成衣匠一样，第二次工业革命也会留下熟练科学家和熟练的行政人员。然而假如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完成，具有中等学术能力水平或更差一些的人将会没有任何值得别人花钱来买的可以出卖的东西了。”

以上摘自维纳1947年为《控制论》所写的导言。当我们回顾从那时起到如今的社会变动，便深切感到，他的预见是如何无法阻挡地成为现实。而在受到更高等教育的人群中，震荡正在辐射开来。常常让我感到焦虑的正是这种被生存或淘汰的界定阈步步紧逼的危机感。在40年代，生理学这一分支已经向控制论寻求理论支持和方法上的突破。然而随后分子生物学的大发现吸引了众多生物研究者的目光，对近乎空白的领域的开垦促成手工作坊式的研究者们繁荣发展的黄金时代，统计量的不足使得包括控制论在内的各种理论难以有所作为。在我接受科学训练的这些年，情况已经完全改变。测序技术已经发展得如此高效，数据分析反到成为限速步骤。在细胞研究上走到山重水复的生物学家纷纷投向神经生物学，或者说主要是神经发育生物学，造成短暂的繁荣假像，但必将陷入更深的困境。说到底，如果一个问题在酵母上就能解决，移植到神经细胞又有何新意呢。大学毕业多年以后，我发现自己又看回数理统计，常微分方程，线性代数，通信理论。一边暗自庆幸在大学已经学过这些知识，一边为自己的老化焦虑不已。学物理、工程、化学的人转而学生物并不是件难事，但反过来，接受传统教育的生物系学生则错过了奠定数学基础的最佳时期。学生物的却不能站在现代生物研究的前沿，岂不是绝大的讽刺？